隨著多地展開遠程醫療的嘗試，從遠程端獲得處方，似乎為零售藥房和醫藥電商在處方藥銷售商帶來一線突破。比如最近好藥師獲得武漢市中心醫院門診藥房部分藥品遠程銷售配送業務，而前不久阿里健康剛宣布武漢市中心醫院入住天貓醫藥館提供遠程醫療服務。然而，隨著遠程端的就診量增長，處方外流對于零售端和監管方來說意味著兩個問題。

　　首先，處方流出到零售端是否有可能降低藥品費用是一個問號。從美國的遠程醫療嘗試來看，抗生素使用的比例非但沒有降低，反而高于線下。這由兩個因素引起。一是醫生處于對病情缺乏把握增加廣譜抗生素使用。二是病人主動要求醫生開藥。這兩點都推高了醫療支出。

　　中國同樣存在這樣的問題。病人可能引導醫生開具過多的處方，而雖然醫生可能不能直接獲得外流處方帶來的經濟利益，但出于更為保守的估計有可能開具本身不一定需要的處方，導致費用反而增加。

　　第二個問題是遠程醫療帶來的部分處方外流能否意味著處方可以和醫生的經濟利益脫鉤，從而帶動市場化的處方藥銷售，為病人節省費用，有助于醫保控費，這一邏輯鏈條是否能成立也是不確定的。

　　從目前的處方外流來看，處方開具者仍然是以點在發展，這是因為市場仍處于早期，要醫院提供遠程醫療服務，試點是一個機構一個機構在進行擴展。而對于處方的兌現者——零售端銷售方，他們必須抓住和這些點合作的機會，而目前點少，銷售者多，加上醫院處方流出必然消耗一部分醫生的經濟利益，而點的稀缺性意味著產品銷售者愿意犧牲一部分利潤先進行布局，這中間就可能出現類似醫療機構從零售藥房拿補貼這樣的利益牽扯。

　　如果零售端通過協作模式與遠程醫療服務方合作，在獲得處方外流的同時在其服務的零售端給予醫療機構一定的分成，則意味著處方的去向仍和醫療機構捆綁在一起，只不過這種利益捆綁從院內轉向了院外。而對于零售端來說，則意味著處方的通道成本，將不利于零售端將藥品的價格調到有競爭力的范圍，無法直接惠及病人，也無法為醫保起到降低費用的作用。

　　這兩個問題的解決辦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監管的力度和未來第三方藥方管理是否可能出現，成為介于處方開具者(醫生)和產品銷售者(藥房)之間監管者。對于監管者來說，處方流出意味著需要更加精細的監管手段，通過獨立的藥方管理機構PBM，嚴格審查藥方的必要性，是否與病人的病史和疾病癥狀相符。這一點將有助于解決第一個問題中濫用抗生素和過度開藥的問題。而對于第二個問題，PBM可以通過屏蔽處方來源的辦法讓零售端無法直接追溯處方到某一醫療機構，從而切斷之間的利益鏈條。這樣將有利于處方藥在零售端的價格回歸市場，有利于患者，也有利于醫保對費用的控制。

　　不過，要建立處方管理體系并非易事，首要條件是打通醫療數據，讓電子病歷與個人捆綁，而不是局限在醫院機構的孤島里。僅這一條件執行起來就耗資耗時，挑戰極大。第二個條件則是建立精細化的處方管理模式，用自動篩選和手動審核兩個方面過濾不合理處方或有誤的處方，這個系統的建立需要大量用藥數據經驗，也是中國目前缺乏的。

　　總結來說，處方外流對于零售端是利好，也需要時間去慢慢經營，但從長遠發展來看，如果缺乏一個獨立的第三方處方管理機構，將很難監管藥品的濫用以及切斷服務方和零售端之間利益牽扯。